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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归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2点方归，张茜生气，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这时，忽有一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张茜也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但张茜还是对陈毅不放心，毕竟陈毅已是60多岁的人了，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总是要提前熬夜、批阅许多文件，做些必要的“功课”。如果出国访问，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向总理、主席请示许多问题。
1965年9月，陈毅又要访问西亚非洲六国。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张茜流泪了。她思量再三，最后还是找到周总理，要求总理减少陈毅的外事活动，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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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面前，温家宝同志常常脸带微笑，这位六十岁的政治家微笑的背后，是近四十年在中国大地上的奔走。《21世纪经济报道》3月6日刊登记者专稿，透露了温家宝务实低调的人生经历，现摘录如下。
温家胡同出了个温家宝，这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的邻居间已传为佳话。虽然温家宝全家在1949年就已搬离此地，但是提起温家宝，大家仍津津乐道。
在镇子的人的记忆中，温家宝对亲属要求很严，其姑母长期在宜兴埠居住未见沾过什么光，当年温家宝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镇里一些居民曾向其姑母查询，得到答复都是一句话，同名同姓而已。几年前姑母去世，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曾寄来700元钱。
温家宝同志离开天津南开中学后，就没有回去过。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室一女士告诉记者，温家宝副总理在宣传上保持低调的作风，有消息说他曾经专门和天津市的领导打过招呼，不要在他身上“做文章”。
“边塞”十四载
1968年2月，红色海洋席卷中国，在北京地质学院构造地质专业攻读研究生的温家宝主动要求前往“边塞”甘肃，从此与祁连山相伴十四载。
温家宝在甘肃酒泉地质队工作期间，认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张培莉。张培莉家住兰州市，在甘肃地质局从事岩矿鉴定。两人在七十年代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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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产党同伴在九江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周恩来、贺龙和朱德已在南昌发动了秋季暴动，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红军的正式建军日来庆祝。
会后，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受命去组织湖南省的秋收暴动。他必须使省党的组织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在那里创建一支农工革命军。在重组的共产党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进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比中央委员会所指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没收地主财产走得更远。
毛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主张，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工农根据地。他写道，我在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他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按共同的标准，公平分配给愿意得到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中央委员会警告毛这些是不对的，但毛拒绝服从党的政治决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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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卫士长谈毛泽东》，作者 权延赤，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如要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别怪我想的时间长。毛泽东英雄一世，论及一个“怕”，谈何容易？你又加个“最”字，毛泽东是讨厌“最”的，他说一“最”就脱离群众，变成孤家寡人了。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毛泽东有三怕。
一怕泪。
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就怕听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确实如此。
东渡黄河后，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经过一道两面峭壁的大山沟时，路边草丛中隐伏着人影。我们立刻手摸盒子枪睁大着警惕的眼睛。
渐渐接近了，我看清是个八九岁的女孩子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了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车从她们身边驶过，我看清那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坐在她身边的女人正在流泪。我的手离开了枪，这孤儿寡母的绝不会构成威胁。我的责任只是保卫主席安全，其他事情不去多想。我甚至轻松地吁了口气。
可是，在我松气之际，毛泽东却身体一阵震颤，叫道：“停车！”
司机周西林把车煞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过去都是我们卫士去开门扶他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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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周恩来生前的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准备在1991年1月周恩来逝世15周年的忌辰时出版一本画册《人民的总理》。杜修贤选出200幅照片，准备交给香港某出版社出版。在杜修贤的心里，这部大型影集画册凝聚着他对周总理最深情的思念和爱戴，他希望反映中国前任领导人的“作品选”能得到现任领导人的首肯。他这个想法被一个新闻界朋友知道了，就出主意，为什么不请胡耀邦为影集封面题字呢？对此，杜修贤十分赞成。虽然胡耀邦当时已经不在总书记之位，仅仅是个不负责具体工作的政治局委员，但是，杜修贤非常敬佩他清廉正直的品行。
60年代，杜修贤为中央领导人拍摄新闻照片时，镜头里留下过胡耀邦年轻、矫健、充满活力的身影。那时胡耀邦是团中央书记。1982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杜修贤离开了工作16年的中南海。他的镜头里没能记录这时期胡耀邦动人的风采。杜修贤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为胡耀邦做点什么。
1989年4月6日，杜修贤走进了中南海。在中南海东门，贴着朱红色的围墙往前走不远，就会看见一个灰色石台阶奇特地嵌在高大的围墙上，一扇鲜红的门映入眼帘。如果不知道内情，还会以为是中南海通往外面的一个便门，要不就是安在红墙上起装饰效果的什么门头。说这门非同一般，不仅仅因为它突兀地凿开在红墙上，还因为它能通到前总书记胡耀邦最后岁月的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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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为什么把一生的珍贵文物托付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保存？本文揭开了其中的曲折经过。
哥大：文物的最后收获之地
晚年，张学良和夫人对他们在一生中最艰难情况下保存下来的遗产归宿，曾有过几种方案。最先张学良曾准备将所有收藏文物，都交给他和赵一荻多年至友、台北士林凯歌教堂的牧师、1964年他们受洗和结婚的见证人周联华先生。因为周牧师不仅在台湾是知名基督教牧师，同时也是位资深教育家。张学良知道周联华是台湾东海大学的董事长，如果将上述文物交给周联华牧师办的东海大学收藏管理，无疑是可以信赖的。同时，也不必因为一些有政治倾向的文电信札，是否会遭到收藏者的拒绝而感到担心。周联华必然可以与这对老夫妇进行更加妥善的商议后，按照张学良夫妇的意愿接收和管理这些珍藏品。
但是，张学良却坚持不把自己多年来在国民党监视下保护的珍藏文物留在台湾。尽管他在1990年已经有了自由，然而，张学良始终不想将台湾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归宿。除了岛上潮湿的气候让他生厌之外，还有心理上难以言喻的障碍，阻碍着他把重要文物都留在台湾。
这时，为他做口述历史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采访人员不失时机地建议张学良：可否将上述文物，连同他所做的历史口述资料一起，都交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加以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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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如要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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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朱镕基竞选总理幕后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
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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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家书给文正兴、文正莹〔1〕的信
（一九一八年八月）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2〕。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3〕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文正兴，毛泽东的七舅父。
文正莹，毛泽东的八舅父。
〔2〕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农历七月初九），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二十四人离长沙赴北京。
〔3〕润连，即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
给文正兴、文正莹〔1〕等的信
（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2〕，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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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交锋》原标题为“‘文化大革命’是对还是错”如要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叶剑英在一次讲话中沉痛地说：“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就遭到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的反对。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展开，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更是十分反感和痛恨，采取各种行动加以抵制。遇罗克、张志新等无数人为此遭到打击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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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日报社出版的《交锋》，原标题为“‘四人帮’是‘左’还是右）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鼓吹实施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批判文艺黑线”、“反对奖金挂帅”、“砸烂封、资、修”、“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等等，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而且是极“左”。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期，报刊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却反过来了，一个劲揭露他们的右。对于“左”，则避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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